“新”“质” 生产力

中国创新发展的着力点与内在逻辑

习近平2023年9月在黑龙江考察时提出了“新质生产力”，如今“新质生产力”已成为一个热词，也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索的新理论。

2024年1月31日，中央给出了一个比较清晰的界定：“概括地说，新质生产力是创新占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它由高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 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角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

一、新质生产力的时代背景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历史发展角度”

布罗代尔在《资本主义论丛》中将历史分为三个阶段：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长时段是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其中的一些变量和因素是恒定的，例如气候、生态、社会组织、思想传统等，这些对人类的影响非常深刻，基本上没会发生变化，绝大多数人一生仅有百十来年，在长时段的这个维度里，历史几乎是宿命的。中时段是几十年甚至上百年，这一时段会有一些形成周期和节奏的对历史起重要作用的现象，如人口、物价、产出、工资、技术、制度等等，这些变量对人类生活也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短时段内主要发生的是一些突发的事变、革命、自然灾害等，这些事件如同尘埃转瞬即逝，对整个历史进程只起到微小的作用。 

 之所以说今天我们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是因为这三个时段的变化叠加到了一起。过去不怎么变化的长时段的变量，例如气候（洪水、干旱、热浪、极端风暴、山火）、生态环境（1970年以来，全球受监测的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平均减少69%）等现在都发生非常严重紧迫的变化；中时段的变量，人口老龄化、人工智能、大国力量变化等；短时段变量发生变化比如新冠疫情、俄乌冲突等。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之 ”经济发展角度”

1900年，八国联军（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俄国、日本、奥匈帝国）入侵北京，这八个国家是当时世界上的强国，也是当时世界上先进的工业化国家。

 2000年，八国集团包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俄国、日本、加拿大，跟原来的八国联军的构成基本一样，只换了一个国家。奥匈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7月28日—1918年11月11日）后崩溃解体。

 从1900年到时2000年这100年，八国的GDP基本占世界GDP的一半，经济是基础，因此整个20世纪，世界是否和平取决于这八个国家的关系。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是因为这八国没能处理好关系，所以爆发战争。

2018年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八国经济总量占比下降至34.7%，占世界GDP总量的1/3，这八国经济地位下降，很多事再也无法主导。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最终通过如开二十国集团会议来寻找对策。

中国在2000年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3.6%，只有美国的11.8%，2020年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7.4%，美国的70.3%，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经济的挑战与复苏逻辑

中国经济在恢复，但历经波折。在疫情暴发前，我国经济增长相对稳定，然而疫情给经济带来了很大的冲击。2023年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环比涨幅接近于0或负值，意味着消费品价格整体下降；（PPI）生产价格指数的波动更剧烈，PPI衡量的是生产者销售产品的价格指标，在经济好的时候，PPI呈现正值，这意味着产品价格比前一天稍高，生产者能够获得更好的利润。然而2022年以来，PPI的表现较差，2023年直接转为负值，这意味着生产者销售的产品价格整体下降，从这两个价格曲线来看，我们确实进入了通缩阶段，即物价整体下降的阶段。通缩和高通胀都会引发担忧和不安，美国正在经历高通胀，通缩也不是好现象，容易导致信心下降和经济活动减弱。适度的通胀，每年2%~3%的通胀速度被认为是经济健康的表现，可以促进消费，激发投资和刺激经济增长。

经济与社会并非线性前进，我们要学会用综合的眼光看待经济发展。影响经济的发展不仅仅看经济方面的数据变化或政策影响，而是多方面。非经济因素有哪些，它们如何影响经济运作，这需要一个框架来阐述。《第四次转折》这本书由美国的两位作者合撰，历史是循环的，不是线性的，他们发现美国历史的发展规律以80年为一个大周期，其中包含四个小周期，20年为一个小周期，相当于一代人的时间。

二、新质生产力的定位与内涵

新制造

涉及新能源、新材料、新医药、新的制造装备、新的信息技术五个领域。“新质生产力”指的不是那种普通的科技进步，不是边际上的改进，而是颠覆性的科技创新。颠覆性的科技创新要满足五个标准至少一个（一）新的科学发现，从0到1，从无到有，对世界有新理解的重大发现，比如量子科学、脑科学；（二）新的制造，在原理路径等方面完全不同于现有的技术路线，却能够对原有工艺，技术方案进行替代的制造技术，比如未来的生物制造、通过生物反应器的方式制造人类需要的各种蛋白食品、食品、材料、能源等；（三）新的生产工具，工具变革在人类发展史上始终处于重要地位，因为工具的革新带来了效率提升和成本下降，比如EUV光刻机的出现让7纳米、5纳米芯片制造成为可能，新能源汽车制造中的一体化压铸成型技术（特斯拉提出的）让新车的制造成本大幅下降。（四）新的生产要素，过去的制造靠传统的劳动力、资本、能源等要素，未来加入数据这一新的要素，新的要素介入让生产函数发生了新的变化，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学习效应会产生新的交叉组合和融合裂变；（五）新的产品和用途，近几十年是家电、手机、汽车等，未来可能是家用机器人、头戴VR/AR（虚拟现实/增加现实）设备、3D打印设备和智能汽车等。战略新兴产业：新一代的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以及航空航天、海洋装备等；未来产业：类脑智能、量子信息、基因技术、未来网络、深海空天开发、氢能与储能等前沿科技和产业变革领域。

新服务

新服务成为生产力的重要构成是社会分工深化的结果，新生产力需要有新服务，这个服务的重点在于镶嵌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对全球产业链具有重大控制性影响的生产性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包括为生产活动提供的研发设计与其他技术服务，货物运输、通用航空生产、仓储和快递服务、信息服务、金融服务、节能和环保服务、生产性租凭服务、商务服务、人力资源管理与职业教育培训服务、批发与贸易经纪代理服务、生产性支持服务，共十大类，这十大板块和制造业是强相关的。截至2022年，我国虽然制造业的增加值占全球比重接近30%，但于制造业强相关的生产性服务业却相对滞后，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位置不高的根源就在于这个方面。美国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50%以上，欧盟占40%左右，我们国家服务业增加值占52.8%，但是2/3是生活性的服务业。

新业态

培育新业态的核心是推动产业变革，是产业组织的深刻调整。有两个关键推力，第一个关键推力是全球化，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格局。加快调整完善国内相关规则、管理、标准等，促进内外贸标准衔接、检验认证衔接，监管衔接，推进内外贸产品同线同标同质。第二个关键堆力是数字化，形成产业互联网，现在我们消费互联网做得风生水起，而产业互联网基本上刚刚开始。产业互联网包括国际和国内的两个方面。产业互联网有两种，一种是企业集团，一个大型制造业从设计、市场、信息、销售信息到开发、制造、物流的一体化数字系统，这是讲一个个企业 的产业互联网，就跟我们SaaS（软件即服务），ERP一样，是企业制造业的工业自动化，是从市场到销售、设计整个自动化系统的产业互联网系统。但是市场想要正在发展的另一种产业互联网，它依托互联网平台和各种终端，将触角伸到全世界消费者，根据消费者的偏好实现小批量定制，大规模生产、全产业链贯通、全球化配送。这样的平台上集聚了几百家提供生产性服务业的研发设计、金融保险、物流运输等企业，几行家制造业企业，以及上万家各种原材料供应商，这些企业之间用数字系统进行了全面贯通。依托这样一个产业互联网平台，这些企业形成了以客户为中心的全产业链紧密协作的产业集群。

三、新质生产力的产业支撑

数字经济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1994年我国正式接入国际互联网，今天的知名公司中很多都是当时成立的，在数字经济领域做得比较好的中国企业也大多创立并成长于过去的二三十年间。衡量一个国家的数字经济发展的好坏，可以通过一些量化的指标：数字经济规模有多大、市场渗透率有多高、从业人数有多少、独角兽公司（一般指创立不到10年，市值已经超过10亿美元但仍未上市的公司）有几家。独角兽公司的数量多，意味着该国的创新非常活跃，倘若没有独角兽公司，即使头部大公司再多，该国在创新领域也不一定领先。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数字经济发展稳居第二，但是在一些关键领域的技术原创不多，技术水平不够领先。数字经济用到的一些技术，比如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这些新技术运用到数字经济中变成了数字经济的不同形态。

数字经济有两大类别，第一是数字产业化，一些新型的、与数据和技术有关的业务变成了新产业。例如，大数据的收集、积累、清洗、分析、交易和共享，存储器和云计算的设备制造，数字经济对数据的需求让这些新形态成为新产业。第二是产业数字化，数字技术让原有的产业效率更高，风险更可控，规模经济的效应更加突出，比如数字农业、数字制造、数字中国等。大家每天会用到一些由平台企业开发的APP，网构、看短视频、社交、打车等相关软件，这些平台企业就是产业数字化的重要表现和形态。数字技术提升了很多传统业务的效率和质量。

创新是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火车头

医药领域的高质量发展从来都是把创新作为火车头，2011年到2021年这10年，全球原创型新药上市有460种，其中在美国上市的占85%，在中国上市的占24%。从创新的投入看，我们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因为药物的创新需要很长的时间，也需要具大的投入，美国2016年统计显示，一款成功的药品上市（研发周期平均在120个月左右），平均投入在20亿美元，参照美国的计算方法，中国一款新药的投入为2亿多美元，相当于美国创新投入的1/10。

药物的创新有两大类。一类是原靶点创新，这是真正意义上的从0到1的创新，我们称之为原创型创新；另一类是既有靶点创新，有些药理或者药方已经被揭示出来，在此基础上进行优化创新，这通常被称为应用型创新。在研发资金投入上，我们国家还有很大的提升潜力。

解码追赶升级——中国芯片产业

进口排第一

芯片为中国第一大进口品类（芯片、原油、铁矿石、大豆进口前四位），芯片产业高度依赖国外进口。2022年总体规模达到4156亿美元。进口规模是排第二的原油和第三的铁矿石的总和。芯片包括，计算芯片、存储芯片、模拟芯片、通信芯片、其他芯片等。芯片制造的全流程总体包括：芯片设计、芯片制造、芯片封装与测试。目前中国在封装和测试环节已经达到先进水平，芯片制造环节是目前中国芯片产业突破技术限制与实现产业升级的主要瓶颈。

复杂

芯片产业是目前人类最复杂的产业之一，1、芯片制造涉及50多个基础学科，包括物理、化学、材料、电子、光学、机械、自动化、计算机等等，这些学科相互联系，需要不断进行创新和突破以支撑芯片制造科研能力。2、芯片制造需要经历数千道工序，包括硅晶圆制造、薄膜沉积、光刻、刻蚀、离子注入、互连等，这些工序之间需要严格控制参数和条件，以保证芯片的质量和良率，因此芯片制造需要高度的自动化和智能化，以及大量的检测和反馈。3、为了使晶体管尺寸更小，需要开发更高能量的光源和更精密的光刻机。4、为了提高芯片性能和可靠性，需要研究更优质的材料和理精确的掺杂技术。

痛点

主要痛点于美国的技术管理与封锁。芯片产业是一个高度依赖中国际分工的合作产业，它一定是在开放的全球合作的基础上建立的产业体系。即便ASML（阿斯麦 总部设在荷兰，全球最大的半导体设备制造商之一，光刻机巨头）的光刻机也不是靠自己独立完成的，其包含几万个零部件，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不寻求全球合作，自己独立做芯片是没有产业追赶与自主可控机会。考虑到现在的国际环境，即便美国不支持任何技术，中国芯片产业的开放合作仍应该大力推进，中国也还是有机会实现芯片的追赶与升级。比如可以寻求与日本和欧洲的合作。

智能电动车

2018年特斯拉和上海市政府敲定超级工厂项目，2019年开工，当年投产当年交付，这种速度震撼世界。这种开放共赢、宽松自由的环境对产业发展非常有利。中国拥有全球最强大的制造业基础，尤其是新能源汽车的核心——“三电”领域，中国在电动汽车领域与全球技术的差距远比在燃油车领域小，中国通过制造业优势扩大规模降低成本，发挥了在要素密集领域的比较优势，不仅在国内培育了一个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市场，而且培育了一批在整车制造、动力电池、充电储能、智能网联等相关领域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

动力电池经过10年的发展，电池的材料和制造工艺仍在加速创新，安全性和能量密度在未来仍有望大幅提升。2025年前后能量密度为500Wh/kg新型动力电池将实现量产，替换现有电池，还将应用到时飞机等全新场景。800V超高压快充技术也在有逐步普及，届时新能源车充电时间会被大幅压缩。从行业发展来看，持续十几年电动化变革红利期将结束，将交棒给智能化。2023年新能源汽车的智能化加速推进，谷歌、苹果、索尼、博世、小米等科技企业入局汽车领域，竞争格局现添变数。

中国商业航天拉开大幕
      卫星互联全球竞速

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把“商业航天”纳入战略新兴产业。目前我国在轨商业卫星数量已经超过350颗，形成以卫星遥感、卫星通信、卫星导航业务为主的产业布局。

随着社会的发展，大家对信息量和信息的时效性有了较高的要求，仅靠地面的基础支撑，已无法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航天商业化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日益凸显。商业航天已经应用到了农业、林业、环境、金融等各个领域，并逐渐显现出了产业价值。最典型的产业融合是卫星移动通信和地面移动通信的融合——手机卫星直连（华为Mate 60 Pro），完美解决了地面移动通信覆盖的盲区问题，使卫星移动通信在用户数量和应用模式上有了质的突破，同时也把卫星和大众“连”在了一起。有人预测2023年至2028年，中国商业航天产业将进入发展黄金期。

商业航天紧迫性的外在力量，最为典型的是马斯克的超大规模巨型星座“星链”计划。截至2024年1月，已累计将5806颗卫星送入太空，已建成规模最大、服务能力最强、应用范围最广的商业低轨通信星座。星链系统已在65个国家和地区落地，近两年的俄乌冲突中“星链”为乌军提供通信和互联网服务。星链计划带来的另一个影响就是日益紧张的频率轨道资源变得更加稀缺，也迫使作为航天大国的我国不得不加快航天发展步伐，争夺日趋白热化的太空频率轨道资源。

我国商业航天发展的挑战主要体现在规模、速度、政策三个方面。规模影响产业，制约应用；速度影响规模，制约发展；政策影响效率，制约生态。我国航天发展处在转型期，无论从天上的卫星数量、地面的终端设备还是用户数量，与其他行业相比，都远远没有达到规模化的程度。从速度方面看，我国商业航天发展的黄金机遇期已经错过，无论是在日趋紧张的频率轨道资源的占有方面，还是在技术发展、应用领域方面都还与美国有较大的差距。从政策方面看，商业航天是新兴产业，现有商业航天法规政策相对落后，不能适前的形势。

四、新质生产力的基础支撑

双碳目标

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上承诺，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降碳成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点战略方向。

自加入WTO以来，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明显增加，成了世界工厂，成了发达国家的“污染避难所”。中国加入WTO以后，美国、日本、德国、韩国这几个国家的二氧化碳排放明显减少，减少的二氧化碳排量与中国增加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相当。

加入WTO真正给中国带来的是中等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增长，而资本密集型行业都是高碳行业。比如电子机械和普通机械两种行业就是高碳行业，也是中国对外出口规模比较大的行业。

实现双碳目标，能源结构调整十分关键，未来的终端能源将全部实现电气化，而电力将主要来自可再生能源，到2060年可能完全放弃使用化石能源。

政策推动是实现能源结构变化的重要手段，农村的煤改气已普遍转向煤改电。终端能源大部分是电能，并且氢能也是可靠的能源来源。向可再生能源转型是不可避免的，技术突破也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变化。